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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曾经号称“扬一益二”,富可敌国,这座千古名城,为什么不行了?

发表于 2019-8-6 11:26: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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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杨广经常在江都(扬州)城内摸着自己的头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当时,天下群雄并起,隋炀帝却仍自顾自在扬州巡幸游乐,完全无意北返,他有时甚至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并自嘲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
然而,时间并不给他机会,当年农历三月,禁卫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隋炀帝被弑,时年50岁(569-618)。
此后,天下持续大乱,然而隋炀帝之死,却即将揭开他身后一座千古名城的繁华盛世。
这座名城,叫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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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死,也是扬州城崛起之时


为了将江南财赋运入关中地区,从公元605至610年,隋炀帝前后耗时6年,征发数百万民工,最终开凿出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全长4000多里,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前身隋唐大运河。
从此,作为大运河和长江边上的中心城市,凭借水运之利富甲天下的扬州,也一跃成为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到了唐代时,当时扬州已经成为大唐帝国内部除了长安城外的第一繁华都市,美誉更是跃居久享“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成都之上,号称“扬一益二”,而扬,就是指扬州;益,则是益州(成都)。
进入唐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日益南迁,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扬州日趋繁盛,当时,扬州商贾云集、交易兴盛,是和广州、泉州、交州并称的东方四大商港船舶,当时的船舶从扬州港出航,可东通日本,南抵南洋,西达西亚,是东方著名国际港口之一,城内甚至长期侨居有数千阿拉伯商人,另外来自波斯、大食、婆罗门、新罗、日本、高丽等国的商人更是不计其数。
对此《旧唐书》说:“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在当时,“天下文士,半集维扬”,全国一半的知识分子都在扬州,以致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而诗人孟浩然则“烟花三月下扬州”,引得诗仙李白无限艳羡。
对此,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评价大运河和隋炀帝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那时,作为帝国明珠,扬州繁华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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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凿通,至此,围绕着京杭大运河,一系列依托运河而兴的城市更加蓬勃兴盛,从北京以下的山东德州、临清、聊城,到江苏北部的徐州、淮安到扬州,再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境内的嘉兴、湖州、杭州,无数城市和村落因为大运河而兴,这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浩浩荡荡的城市运动。
而扬州,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明珠和南北交通枢纽,更是璀璨夺目。
尽管曾经历两宋之际以及明末清初等战乱,但坐拥漕运、盐运和水运之利的扬州,仍然在战乱之后继续强势崛起,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不断南下,持续补充着扬州的血脉,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扬州更是成为当时人口超过50万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进入康雍乾时期后,中国人口开始进入大爆炸时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而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国人口已达到了2.08亿人。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以长江中下游速度最快,海量人口的增长,也使得作为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的扬州城市经济更加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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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是扬州崛起的交通基础


在此中,盐业和漕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两淮流域的制盐业飞速发展,到了清代,扬州被指定为两淮地区盐业营运中心,当时,两淮流域的盐运都必须在扬州集中进行营销,而从扬州出发的盐运,不仅供应江苏、山东等两淮地区,而且还供应两湖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地。
当时,扬州地区的盐运年吞吐量达到了六亿斤,康熙年间,当时国库年收入不过2000万两白银,而扬州盐商的年利润就能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到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业资本垄断集团。
尽管从元代时就已开始了粮食海运北上,但由于清代初期实行严格的禁海令,这就使得依靠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仍然是当时北京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粮运通道,“国家岁挽漕粮四百万石,以淮、扬运道为咽喉。”
作为两淮地区的盐业垄断集散地,以及作为南粮北运的漕运中心,还有便捷的水运条件,使得清代时的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
扬州的繁盛,使得康熙六下江南,有五次经过或停驻扬州;而乾隆六下江南,更是次次巡幸扬州游玩,乾隆皇帝更是称赞扬州“广陵风物久繁华”。当时,扬州仅徽商商帮的总资本,就达到了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康雍乾时期,乾隆时代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这使得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说: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乾隆的感慨,针对的正是扬州商人的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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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种盛世中,曹雪芹的爷爷曹寅(1658-1712),先后五次在扬州接待了康熙皇帝一行南下。
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皇帝幼时的奶妈;而曹寅的父亲曹玺,则是内廷二等侍卫,后来还被康熙派往江南地区担任江宁织造的肥缺。由于父母的特殊关系,曹寅16岁时就开始担任康熙的御前侍卫,并在父亲曹玺死后“子承父业”,也做起了江宁织造。
江宁织造一职虽然品级不高,仅为正五品,但这个职位一方面是为宫廷采购绸缎布匹,一方面则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密探耳目。由于承担着特殊任务,因此担任江宁织造的臣子一般都是满清皇帝近臣,在江南一带的地位也仅次于两江总督,是不折不扣的要职。
当时,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年产值达到1200万两银子,而康熙朝时财政收入最高也不过才4000多万两白银,因此江宁织造的油水之肥,非皇帝近臣不得担当。
作为皇帝近臣,康熙先后六次下江南,有五次都住在曹寅家里,其中最久的一次,康熙一行在扬州住了22天之久,仅仅饮食一项,曹寅的供奉御宴动辄百桌以上。先后五次南巡接驾,也给曹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亏空,后来,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假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曹寅五次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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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楼梦》,也渗透着曹雪芹的扬州梦


而从康熙三十一年担任江宁织造开始,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嗣子曹睿嗉塘谓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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